裴贯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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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前期反对变法主要是基于三个点：

①她所处集团的利益使然，这是根本，变法如果使得此集团失去对清廷的控制，那显然是不允许的。不变法不行，有长远之虑；想变法也相当困难，有近时之忧，清廷陷入了两难冲突之境。

而不变法或缓慢变法虽然不能保证他们的权势在将来不会毁灭，或者说将来何时毁灭，但它却能保证此时此刻不会毁灭。激进的变法是一个充满不可控因素的行为，极有可能使他们的权势彻底失掉。因此，改可以，但要在可控范围内改。

因此，许多统治者常常，宁可存长远之忧，也不愿祸起萧墙。

②与光绪争夺个人权力，这是局势。

③他们缺乏高明的智慧，因人废言。他们没有能力控制变法的变数，也不信任有能力者。

具体来看：

一、统治集团利益依赖于对清廷的控制

清朝内政的症结在哪里？与以往王朝一样，他们都面临着“在蛋糕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如何分蛋糕的问题？”同时，蛋糕越来越小的趋势会刺激他们争抢蛋糕的努力。

也就是说，王朝始终面临着一个典型的问题“既要······，也要······”：既要把蛋糕做大，也要保证能分到蛋糕，不能为了做大蛋糕就放弃拿蛋糕；既想通过变法把蛋糕做大，也想不要在变法中丧失权势。王朝总是把自己陷入这种奇怪的两难冲突之中。

在王朝政局稳定的时期，蛋糕是大的而且大家都认为蛋糕将来会更大，因此谁多拿点少拿点睁只眼闭只眼，过得去就行，尤其是对于底层老百姓而言。

但由于各种局势的发展，蛋糕做大会变得越来越难而且大家都认为蛋糕会越来越小，因此此时谁多拿一点少拿一点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尤其是对于老百姓而言，因为他自己拿的那一份可能是他最后的一份，今天拿不到明天可能就饿没了。

也就是说，随着蛋糕的变小，原来“生活质量的问题”会变成现在“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

而变法就是在大家都认识到蛋糕变小和自己拿得越来越少时想出来的一种“可持续战略”。变法本质上是希望通过对现有分蛋糕格局的重组，分一些蛋糕给一些有利于局势发展的人，让他们去重新把蛋糕做大（原来那帮人但凡自己能做大也不会变法）。

这就牵涉到两个问题：一部分人认为，变法未必能把蛋糕做大，相反极有可能把自己整个蛋糕都给变没了；一部分人则是被重组的，在变法中就是把他们的蛋糕分给新人。

而这两部分人就构成了变法最大的阻力。

还有就是，如果变法时机选得不对的话，变法很可能把蛋糕变没了，也就是说，有些时候蛋糕依赖重组分蛋糕的结构已经无法解决做大蛋糕的问题，也许只有洗牌整个分蛋糕的格局才能重新做蛋糕。

以戊戌变法为例，按照变法期间所颁布的各种诏令，如果认真执行起来，势必直接间接触犯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大批人的利益。比如，裁撤旧衙门，淘汰冗员。

陈夔龙的《戊戌变法》中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动，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有军机大臣就公然抗旨说，“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

有的则消极对抗。如王文韶说:“上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行之。”

裁减绿营，也必然引起被裁减军官的反对。

还有依附于清朝皇室的社会势力的利益也会在变法中受到损失，比如取消旗人特殊权利，取消科举（大批知识分子上升之路受阻），取消滥建的庙宇。

这些变法，对于清王朝来说是极具挑战的，搞不好其统治都会分崩离析。

我们以戊戌变法这个例子来说明，即使他们想变法，那也是要看局势的。比如在戊戌变法中，如果慈禧支持变法很有可能她就不是“大清第一话事人”了。

二、与光绪争夺权力

首先，慈禧确实知道变法对于清朝的维持的作用的，否则她不会一开始支持变法，又在打压变法后，开始了长达 10年之久的新政，其基本内容就是光绪变法的再版，甚至走得更远（当然也有局势的原因）。

从整体视角来说，他们都是以王朝统治的继续为出发点，这是他们权力的寄身之处，无庙宇安能请神佛，纵然是清政府的这座破庙，也是他们权力正当与合法的庇护。——冯彦杰

其次，不争的是后党和帝党确实是阻碍变法的一个关键。变法不只是一场朝野各派的对决，也是上层宫廷权力的角逐。

慈禧在紫禁城经营了几十年，做了几十年的话事人，对权力确实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对于变法她是矛盾的，一方面，她也想经过一定程度的变法为清王朝统治寻找一条出路；另一方面，她又力求把变法限制在不影响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的范围内。否则，她宁可站在以光绪为代表的维新变法的对立面，也绝不容忍光绪借此培植新势力与自己抗衡。

而光绪作为形式上的首脑，既无用人行政之大权，又处处仰人鼻息。甲午兵败后，后党威信扫地，帝党想要借机夺权，当然也确实想通过变法改变颓势，挽救将倾之大厦，二者是合一的。

两党角逐是十分激烈的，可以看出变法与否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近似口号的东西，本质上是双发借着变法与否来争夺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势力。

三、慈禧缺乏高明的智慧

慈禧等人反对变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自己没能力控制住变革带来的风险，对有能力的变革者也缺乏信任。

还有就是他们个人的素质，比如对于慈禧太后而言，正如周敏之所说，她“嗣知有为等人为外人所庇，而洋报讥己尤切，于是迁怒新政，以为中夏不应反师蛮貊。”听信刚毅之言，以为“今欲倾我大清天下者为康有为，而新法皆有为所臆造。今用新法，是用有为，以叛徒执政，实从古所无。”因人废言，个人意气用事，缺乏政治家应有的气度，也是慈禧反对戊戌变法的原因。